厨房的玻璃窗蒙着薄雾，我揉了揉眼睛，看见父亲正蹲在瓷砖缝里修补地砖。他灰扑扑的工装裤沾着水泥点，后颈的汗珠顺着脊椎滑进腰带。母亲端着保温杯从医院方向匆匆赶来，白大褂下摆还沾着消毒水痕迹，发梢垂落几缕银丝。

父亲在建筑工地干了二十年。每个清晨五点，他的安全帽就会和工地的探照灯同时亮起。我常在书桌前听见金属敲击声穿透墙壁，像春雨敲打铁皮屋檐。去年台风天，他带着班组的工人抢修被暴雨冲垮的脚手架，浑身湿透却坚持用身体挡住即将坠落的钢梁。那天深夜，我看见他蜷在沙发里喝凉透的姜汤，手背上结痂的烫伤还没拆线。

母亲在县医院急诊科值班二十年。她的白大褂口袋里永远揣着速效救心丸和降压药，手机里存着三百多个病患的紧急联系人。去年除夕夜，她值的班接诊了七辆救护车。当救护车蓝光映亮走廊时，她正跪在地上给昏迷的农药中毒患者做心肺复苏，橡胶手套被血浸得发白。凌晨三点，我听见她对着电话说"马上安排输血"的声音，和窗外零星的鞭炮声混在一起。

周末的傍晚，父母会轮流给我讲工作故事。父亲总爱用沾满水泥的手比划脚手架的高度，说"这相当于十二层楼"；母亲则用听诊器轻敲我的额头，模仿抢救室的心电监护仪声。他们手机里存着三百多张工作照：父亲在百米高空系安全绳的背影，母亲在手术台前俯身的侧脸，这些画面在深夜里像星星般闪烁。

去年暑假，我跟着父亲去工地体验三天。烈日下，他教我辨认不同标号的钢筋，教我用卷尺丈量模板间隙。当汗水顺着安全帽带滑进眼睛时，他突然说："看见那根飘着彩带的钢筋了吗？这是给新建小学打的桩，等孩子们搬进去那天，我要第一个看见他们。"那天收工后，我发现他偷偷把工地的防暑降温药品塞进了我的书包。

母亲生日那天，我偷偷去急诊科当了一回实习生。她教我如何快速判断患者瞳孔变化，如何在混乱中记住二十三位患者的用药史。当凌晨三点送来一氧化碳中毒的采煤工时，我看见她瞬间进入的状态——戴手套、开呼吸机、联系会诊，动作比电视剧里的医生还利落。散班时，她往我手心塞了颗薄荷糖，说："别学我们，年轻人要保护嗓子。"

如今我总在书桌前看见父母的影子。父亲修补的瓷砖在阳光下泛着微光，母亲整理的病历在台灯下投出整齐的阴影。他们教会我，真正的职业精神不是勋章，而是暴雨天依然亮着的工地探照灯，是深夜监护仪规律跳动的绿色波纹。当我在数学竞赛获奖时，当我在作文比赛中获奖时，总会想起他们布满老茧的手，想起那些在各自战线上默默托举生命的瞬间。

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，父亲又在研究新式脚手架图纸，母亲在整理明天的手术排班表。他们的工作服永远带着不同的气息：父亲的是水泥与汗水的混合香，母亲的是消毒水与茉莉花的清苦。而我终于懂得，有些爱不必说出口，就像父母的工作服，早把他们的牵挂织进了生活的经纬。